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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·人物丨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******
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：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徐鹏远
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
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，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；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，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，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；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，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，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，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
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，不过，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，不仅祖父有藏书，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，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，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，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，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
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
中国新闻周刊：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
杨念群：以往二十年，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，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，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，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，加以重新解读，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，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，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，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，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，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，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
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，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，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，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，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，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，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
另外，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，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，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，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，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
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中国新闻周刊：近二十年左右，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？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？
杨念群：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，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，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
我一直认为，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，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，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，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，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，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
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，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，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
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，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，但我感到困惑的是，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，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，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，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，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
2022年12月，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：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，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，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，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？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？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？
杨念群：第一，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，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，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，获得某种安全感，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，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，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，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，除了“大一统”外，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，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，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，至于到底怎么落实，始终众说纷纭，语焉不详。第三，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，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，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，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，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
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，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，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？
杨念群：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，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，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，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
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，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，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，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，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，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，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，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，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，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，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
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，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，应该发挥想象力，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，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，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，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，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，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，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，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，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，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，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
二十大代表风采丨“玫瑰姐姐”的玫瑰人生：让川西高原绽放“致富花”****** 中新网成都10月7日电 题：“玫瑰姐姐”的玫瑰人生：让川西高原绽放“致富花” 作者 单鹏 安源 一片片香气浓郁、外形饱满的玫瑰鲜花片进入流水线，经过投料、提取、回流、接取纯露等工艺流程，淡黄色的玫瑰精油从大马士革玫瑰中提炼出来，9月中下旬，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大马士革玫瑰进入采摘尾声。“每当玫瑰花开时，村民们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和灿烂的笑容，看到他们幸福，我就很快乐。”“玫瑰姐姐”陈望慧表示。  陈望慧参加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。安源 摄陈望慧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、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党支部书记。曾有人说，“小金玫瑰”从无到有，经历了很多坎坷，玫瑰姐姐用“疯子”的想法、“傻子”的做法，成就了“小金玫瑰”产业，用一朵玫瑰花致富了千万家。 作为四川涉藏地区特色产业扶贫的样本，近十年来，“小金玫瑰”蹚出一条“致富路”：“世界高原玫瑰之乡”小金全县种植玫瑰1.5万亩，覆盖了13个乡镇、46个村，辐射带动3200多户2万余人增收。  陈望慧查看玫瑰生长情况。受访者供图2011年，在外经营餐饮生意的陈望慧被选为冒水村村主任。冒水村坐落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，这里土地贫瘠、野猪肆虐，是典型的贫困村。 谈起小金县最初为何选择发展玫瑰产业，陈望慧笑言小金的玫瑰产业是“被野猪啃出来的”。2011年，陈望慧在高半山查看被野猪破坏的庄稼时，意外发现地边几株玫瑰含苞待放。因为花茎带刺，野猪无法啃食。这一发现让她萌生了种植玫瑰花的念头。在先后前往7个省考察学习玫瑰品种和种植效益后，2012年，陈望慧在冒水村成立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。 在村干部和党员带头试种下，60多亩玫瑰花开得很好。后来这批玫瑰花运到甘肃兰州苦水镇加工，提炼出的玫瑰精油得到同行和专家的一致认可，他们认为小金县种植环境绿色生态，而且玫瑰花期长、含油量高、香气纯正。这让陈望慧更加坚定发展玫瑰产业的想法。 “小金玫瑰”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，其今天蒸蒸日上的场景背后，是老百姓从“不愿种”向“自愿种”的转变。玫瑰花虽然每年都种，但有的老百姓将信将疑，打心眼里不认为玫瑰花能代替庄稼，花田管理并不用心；再加上玫瑰品种不够优质，早先“小金玫瑰”成活率很低。陈望慧只好提高价格收购鲜花，让老百姓得到实惠，同时更新品种，改种产量和品质更优的大马士革玫瑰。  陈望慧(左三)在工作中。受访者供图渐有起色后，陈望慧加大投入，在村里建起玫瑰加工厂，引进生产线进行玫瑰精油、纯露、花茶、酱、鲜花饼的加工生产，采用“支部+合作社+公司+党员+农户+基地”发展模式。该模式不需要流转农户土地，老百姓在自己土地上多劳多得。随着“小金玫瑰”的名声在外打响，玫瑰不愁销路，老百姓脸上也露出灿烂笑容，“死心塌地”地跟着陈望慧种植玫瑰。 “以前一个村100多户人家，只有三四家是‘万元户’。种植玫瑰后，几乎家家户户的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陈望慧说，除了显著的收入增长，玫瑰还促进民众思想观念转变，“现在大家对生活充满激情与自信，也越来越团结，期盼着共同富裕。” 疫情发生后，“小金玫瑰”出口保加利亚、新西兰、韩国等国家的海外订单被大量取消。面对市场压力，此前只负责玫瑰种植和加工的陈望慧主动投身销售前线，背上玫瑰精油化妆品来到广州开辟新市场，建立新销售渠道。“产业发展不遇到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疫情平稳后，市场会逐渐回暖，我对此很有信心。”陈望慧表示。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，陈望慧心中还有一幅更大的蓝图：将玫瑰产业与乡村振兴衔接起来，在一产、二产基础上发展融合高原玫瑰与红色文化的文旅产业。“种植玫瑰后，每个村有每个村的风景。”陈望慧称，冒水村正在更新基础设施，不少村民也抓紧装修房屋和庭院，为吸引游客“蓄力”，“未来乡村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”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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